官方的推动

清朝末年,寻求哪种途径连结政府与工商界的关系,也是政府所关注的事务。与当时其它许多新政措施得以施行的背景不同,商会制度的建立实有赖于官方的推动。
20世纪初,一方面工商界要求成立商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实施了许多新的经济政策,包括鼓励和倡导商人创设商会。于是,创办商会由此前工商界的迭厥呼吁,一变而成官与商的共同愿望,并很快就使商会在各地纷纷成立。
商部的设立,乃商会制定建立的前提条件，其最早的活动就是促进商会的成立。1903年,清朝在中央各部之外新设立了商部,作为统辖农工商实业的最高管理机构。
 

对西方国家商会制度的示范效应

张东刚提出:“商会的成立,更直接和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西方商会制度的传入,在华外国商会活动的示范效应和驱动以及晚清政权主体为贯彻其工商政策而提供制度供给与服务。”
外国在华洋商商会的设立和运作无疑对中国商会的创设有着示范的效应。在华洋商商会无疑对中国建立商会制度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在华洋商商会一方面在形式上为中国近代商会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框架,但也造成了形式与内容的脱离。
西方商会制度的作用和功能实际上根本难以得到现实的发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晚清商人组织的变化

早期商人组织的结构、形式与功能都比较单一,几为纯商人间的封闭型组织。晚清由于形势的变迁,使得商人的地位大为改观,商人组织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朝廷、官员、士人、民众都具有重商倾向，实际上,在商会制度建立以前,近代商会的雏形已经出现。
与以往的商人组织不同,被誉为“众商业之代表”的商会,不限籍贯和行业,成为连结工商各业的统一组织。应该说是商会最为风光的时候,甚至有“登高一呼,众山皆应之势。”
商今制度从创立时起,就是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的社团组织。与其它形式的社团比较而言,它是当时清政府最为重视也倡导最力的新型商办民间社团。
 
（文章来源选自关于《加强商会组织建设若干问题的研究》，由深圳微访谈排版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