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中国商会模式

中国商会正努力尝试着蜕变：“去官办化”，尽可能透彻地推进公司化治理，摸索着趟出一条有关商会体制、身份革新的路径。
 
   正在觉醒的中国商会模式    
与西方国家纯粹的非营利组织不同，中国一部分商会仍由相关政府部门管辖，仍具有浓厚的政府色彩，它们就像改制前的国企，囿于机制、政策的桎梏很难大手笔地拓展疆土，焕发生机。同时商会作为牵扯了太多利益链的组织，做到公平、市场化也极为不易。
 
中国商会中的“改革派”张亮是北京陕西企业商会的秘书长，是北京众多异地商会中少有的通过公开招聘选拔出来的商会执行负责人。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是北京陕西企业商会的会长。
 
去年，当陕西驻京办相关负责人找到冯仑请张亮参与商会工作时，提出的条件是：商会的日常管理工作应该交给企业家而不是政府。于是他们开始公开招聘秘书处工作人员、票选会长、副会长，通过拍卖、筹款方式缴纳会费。借由冯仑在多个NGO组织的工作经验，北京陕西商会正在踏上一条体制革新的商会运作之路。

事实上，寻求全面革新是所有中国各地商会对自身困局的几乎整齐划一的呼唤。在发达国家，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组成了整个社会机构的“铁三角”，一些发达国家的商会运作已相当成熟。但是在中国，政府和企业这两极较为强势，商会这类第三方社会团体的力量非常薄弱，中国各地的现代商会只是在十几年间摸着石头过河成长起来。他们没有多少话语权，媒体上鲜见他们的声音，甚至大学生找工作也很难想到要去商会工作。

但正是随着企业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商会的作用将愈发凸显出来，商会本身作为一个平台也具有无限性扩展的特性。现在陕西商会正准备尽可能透彻地推进公司化治理商会的道路，福建总商会作为北京最大规模的商会已经有能力“孵化”出更多的下级商会，而北京广东商会则已经开始通过内部制度解决商会工作人员的绩效问题。中国各地商会的改革浪潮正在暗流涌动。
 
      商会会长是一面旗帜   
为什么在会长换届时请冯仑?首先冯仑是陕西籍企业家，而且是其中社会影响力、知名度最高的。“商会的会长是一面旗帜。”张亮说。冯仑参与运作NGO的经验非常丰富，万通本身有自己的基金会，早前他和王石等人成立了房地产界的“中城联盟”，同时他也是阿拉善生态协会(SEE)的理事，最近又参与了壹基金的工作，这让大家认为他是担任商会会长的不二人选。

目前中国各地商会的执行层面负责人——秘书长的人选，大部分由驻京办工作人员担任，或者由会长公司人员派驻，但是在去年的陕西商会换届时，万通冯仑、搜狐张朝阳、汉能陈宏、步长集团赵涛这些新一届商会的牵头人认为，秘书处一定要公开招聘，就是为了保持商会运作的公正性。

在China Daily和长江商学院工作过的陕西人张亮，被数位会长、副会长集体面试过后，正式加入了这个团队。与北京众多商会秘书长每月数千元的薪水相比，他的薪水是较为体面的。冯仑对此的解释是：“我们要求秘书长要专业化、职业化，就要给予他很好的薪资保障和激励。”

冯仑、张朝阳这些明星企业家的到来，不光吸引到张亮这样的人才担任秘书长，还使会员人数暴涨了六七成。去年换届选举的时候，陕西商会请来了很多政府高层，企业界的大佬柳传志也来捧场，获得了相当的媒体效应，很多人一下子就知道了陕西在北京还有个商会。
 
借由陕西商会的换届，这些陕西企业家们在和朋友们聊天时才发现，相处多年的朋友竟也是陕西人。很多官员、甚至包括娱乐圈的明星也都很积极地参加商会活动，但是商会规定，公职人员不能加入商会成为会员，演艺明星也不是商人，于是陕西商会专门设立了咨询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把这两部分势力团结在商会周围。通过媒体和口碑效应的传播，商会开始接到很多主动报名的电话。
 
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教授康晓光在2010年发布了《中国第三部门发展报告》，他提出的观点是，中国的社会组织目前还具有依附式发展的特征。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学院社会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朱晓红教授对此的解读是，一个大企业的负责人担任会长，商会的影响力、资源都会呈几何级数上升，如果是一个政府领导、或者省级干部来做会长，可能资源就更多了，但是，如果仅仅依靠龙头企业或者政府为商会发展提供资源，这些恰恰说明，商会没有真正地走向独立，它依附于大企业，或者依附于政府。中国的商会目前就处在这样的初级发展阶段。
 
   “以商养商”新模式  
经过近一年的扩张，北京陕西商会的会员人数增长到了113名。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党委副书记、副主任李辉为我们提供的数据是，截至去年12月底，全国异地商会，算上地市级的，一共9400多家，北京的异地商会已超过30家，商会的规模和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最大商会的会员单位数量已超过4600家，涉及到20多个行业、领域。

那个会员单位超过4600的最大商会则是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以下简称福建商会)。张亮戏谑地把陕西商会和福建商会比喻为“蚂蚁和大象”。在某种意义上，福建商会是各地商会发展的一个标杆、范本。秘书处是商会的常设机构，推动商会的正常运转，商会越大秘书处发挥的作用越大。北京福建总商会的秘书处机构最为庞大，已经有20多名专职工作人员，而大多数商会的人数还不到10人。福建总商会部门设置也相对齐全，甚至连党群部都有，平日还会发展党员，组织会员学习。“就跟一个小规模的公司差不多。”张亮评价说。

事实上显得较为成熟的福建总商会，正是冯仑、张亮他们所推动改革的某种程度上的先行者。2003年，企业家自主办会后，机制搞活，会员逐渐增多，如今福建总商会设立了8个地市分会、10个团体会员单位，还创造性地成立了6个行业分会，目前，水产农特产、珠宝首饰、医疗等行业分会正在筹备之中，更方便同行业人士的交流和协助。

县级驻京办撤离后，很多都转成以商会形式继续留在北京，商会还承担起一部分联络、接待职能。能够凝聚接近5000人的能量，北京福建总商会成为各个政府和机构的“大红人”，2008年，福建总商会获安徽省政府邀请，组团100多人去安徽考察一周，现场签约投资金额20多亿元。“企业家的时间很宝贵，我们组织他们出去都不是空谈，都要有实效。”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目前较为成熟的商会都在不断尝试新模式，推行“以商养商”。目前商会主要的营运经费仍靠收会费和部分捐赠款。福建商会正在筹备建立一家公司，代理产品或者帮助会员内销，利用商会的企业网络探索“以商养商”。同时北京广东商会则成立了北京粤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这家投资、担保公司将每年支付商会200万元的运营费用。
 
“买不来”的会长、副会长  
北京陕西商会除了推行企业家治会外，还不断把这种改革系统化。陕西商会推行了会长轮替制，通过会员大会票选会长后，每届还会在数名副会长中选出第一副会长，就像备位一样，下一届的时候，第一副会长自然变成会长，然后再选个第一副会长。等于一个副会长，做第一副会长服务三年，做会长再服务三年。会长离职以后，就进入咨询委员会提供软性的咨询服务。商会对选举、会长、副会长，整个的选举和罢免，入会、退出，做了很多这种制度上的改进。

在商会的会长、副会长的人选上，“买官”制仍然盛行。冯仑这些经历过“泰山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企业家不想这么“玩”了。“我们想把这件事做得严肃点，掏钱买的也不珍惜，我们想让这件事变得得来不易。”张亮告诉我们，陕西商会的会长、副会长都实行差额选举，就是一定会有人被刷下来，所以当选的人会很开心，很有成就感。

会长、副会长不靠买了，那商会经费怎么办?会长、副会长的“买官”费转化为筹款任务，就是说一年之内，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帮商会筹到一定的款项即可。

当下最流行的拍卖筹款方式也被引入进来，去年陕西商会搞了筹款拍卖会，很多人把自己的高尔夫球包、名酒拿出来拍卖，爱国者董事长冯军把他公司爱国者的一件产品拿出来居然拍了60万。

“商会的职能对于会员而言，是反映诉求、沟通、维权、自律、协调，对于政府来讲，是政府管理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抓手，应该是政府的合作伙伴。”华北电力大学教授朱晓红告诉我们。但是在张亮和很多商会秘书长眼里，他们希望能承载更多。

受到中国美国商会出品白皮书的启发，张亮他们也有出品北京市投资环境白皮书，他们还想联合其他商会打分，让会员参与调查，以此给政府提供一些可观的参考。通过国家法律、商会制度的一系列革新，变得更有能量更有作用，是如今所有商会领导者的心愿。

在欧美国家，商会的地位很高，一个企业到某地投资或者新办企业不是先去找政府，而是先找商会，商会才是掌握城市经济命脉的机构。商会可以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办，提供人脉、各路资源的支持。西方的商会甚至可以让企业家表达一些政治方面的诉求。

事实上，政府正越来越认识到商会的作用。位于浦东的新办公地点——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驻沪商会办公中心，目前已有20余家省级在沪商会入驻。会议室等相关服务配套设施也相当完善。大楼中有公用的会议厅，可用于会客和举办活动，省去了各自在外租用场地的费用。

黑龙江商会秘书长徐维新告诉《数字商业时代》记者，像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政府，把部分职能分解下来，交给中介组织，包括商、协会这些机构去做，行业利益甚至相关国家的经济利益都由这些组织去推动。NGO(非政府组织)还可以去填补那些在短期之内无利可图的，公司不愿意去做的事情。

北京市民政局的数据显示，每个月他们都要收到4个设立商会的申请，在5年前，这是一年的申请量。
 
   商会圈 利益们  
商会因商而聚，竞争层面多样化，里面的“利益之水”也相当深厚。这其中，谁该主导，谁应受益?
一些商会下面出现了许多分支，各级分会门类繁多;一些商会多年来会长就没有变过;一些商会的财务账面剪不清，理还乱……

“商会本身是有内部竞争的。”北京陕西企业商会会长冯仑告诉本刊记者，同时，商会之间也在互相交流、学习，暗地里比学赶帮，以期“形成一个良性的竞争关系”。

商会实际上是个充满很多利益瓜葛的团体。商会因商而聚，竞争层面多样化，里面的利益之水也相当深厚。
商会与分会之间，商会与企业之间，会员与商会之间，商会的运作人员与会员之间，商会与政府之间，关系错综复杂而又微妙，形成了一张盘根错节的利益网。谁该主导，谁应受益?商会本身的会费每年有相当的盈余，而作为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这些钱到底怎么花，怎样保证透明公正监管到位，如何把各层利益关系摆平，向好的方向发展将在相当程度上解决商会未来发展的根基问题。

这其中，夹杂着历史遗留原因，也有当下的执行力问题。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网）